我第一次见到俞平伯先生是在1964年9月。那时，我刚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，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。在学校时，我已考上了赵景深先生古典戏曲专业的研究生，并参加了由赵景深先生任社长的上海昆曲研习社，向赵先生学习昆曲。记得我当时学会了《长生殿》“小宴”一折中的“粉蝶儿”，以及《玉簪记》中“秋江”一折。本来我应留在母校读研究生的，可是当宣布分配名单时，我却意外地听到我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。离沪前，我向恩师赵景深教授辞行。我问老师：“您怎么不收我这个学生了？”老师慈祥地笑了，说：“不是我不愿收你，是因为你有更好的去处。”他说，他招研究生，可是没有分配权。现在本科的分配方案中有文学研究所，这是全国文学的最高学府，是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单位。“你读我的研究生，将来毕业后，也未必能分配到文学研究所。正好你师兄邓绍基为文学所到复旦来招人，我就把你推荐给他了。”我这才解开困惑一时的谜团，更为老师对我的一番良苦用心而深深感动。我至今记得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你到文学所工作，能得到深造和锻炼，比读我的研究生强。我相信你在学术上定会有所建树。”
我对老师说，我喜欢昆曲，离开了上海昆曲研习社，我无法学昆曲了。老师说：“文学研究所的俞平伯先生在北京也办了个昆曲研习社，由俞先生任社长。你到了北京后，可以去找他，加入他那个昆曲研习社。”说着，他写了两封介绍信，一封给邓绍基先生，请他关照我这个师弟，另一封给俞平伯先生，介绍我加入北京昆曲研习社。我接过这两封介绍信，感到老师慈父般的关爱暖遍了全身。
1964年，正处于“文革”前夕，那时候，极左思潮已如乌云般翻滚在中国大陆的上空，大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：张春桥在内部一次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两条批示，并说批判封资修是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。和我一起分到文学所的同学劝我别去加入什么昆曲社了，“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政治形势！昆曲，那是封建主义的东西！”可是，我太喜欢昆曲了，不顾同学的劝告，还是去拜访了俞先生。
那时俞平伯先生住在皂君庙一处四合院里，称老君堂。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，我推开虚掩的院门，走进院中，只见庭院里左右两边各有一株桃树和梨树。正是初秋季节，树影婆娑，阳光斑驳，回廊杳无人迹，四周?寂无声。我还在观望，一颗黄黄的熟透的梨子“啪”的一声掉在青色方砖地上。此情此景历历如画，在我的记忆中一直留存至今。
见了俞先生说明来意，并呈上赵先生的介绍信。俞先生摘下深度的近视眼镜，把介绍信凑到眼前仔细观看。我端详着俞先生，只见他个儿不高，瘦瘦的身材，方方的脸庞，头发稀疏，几近秃顶。我心想：这就是被毛主席批判过的大名鼎鼎的俞平伯！
俞先生看过介绍信，向我询问赵景深先生的近况。最后，他不无惋惜和遗憾地告诉我：北京昆曲研习社解散了！
看来，这也是因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所致。
不到两年，一场空前的劫难“文化大革命”终于爆发。
尽管俞先生在各种场合一再恳切地表示，心悦诚服地接受毛主席的批判，决心努力改造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，但是在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时代，他岂能幸免于难！他的罪名从“资产阶级红学家”上纲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罪证就是毛泽东批判过的《〈红楼梦〉研究》。他被揪了出来。
那时，外边来的红卫兵常常要到我们学部揪“黑帮”游街示众。每逢此时，便是“牛鬼蛇神”们最揪心、最痛苦的时候。古话说：“士可杀而不可辱”，而他们却必须忍受人格和尊严遭到粗暴的侮辱和践踏。记得有一次红卫兵押着“牛鬼蛇神”们游街示众。“牛鬼蛇神”们被强迫戴上各式各样的纸帽子。所长何其芳，“保皇派”保的“皇”，戴皇帝的冕旒，平顶冠，挂着流苏，手拿一面纸旗，上写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。从英国回来的吴世昌先生，被斥责为“假洋鬼子”，给他戴上博士帽。还有的戴上乌纱帽、员外帽等等。而俞平伯先生，则从“资产阶级红学家”一变而成为“封建余孽”了，给他戴上伞形清朝官帽，把扫帚抽下几根插在帽后当翎子。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，在中国首都北京，在全国的最高学府哲学社会科学部，一群举世闻名的学界精英，戴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纸帽子，被一批愚昧无知的狂暴的红卫兵驱使着当猴耍，这是一场闹剧，也是一场悲剧。
游街完了，接着示众。红卫兵小将挨个审问“牛鬼蛇神”。轮到俞平伯先生，红卫兵厉声喝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俞平伯有点结巴：“叫，叫俞平伯。”
“写过什么毒草？”
“我，我写过《〈红楼梦〉研究》。”
因为结巴，“研究”两字，小将们没听清。
“啊！原来《红楼梦》就是你写的！”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小将们总算找到罪魁祸首了。
“不不不，不敢掠人之美！《红楼梦》不是我写的！”俞老先生更结巴了。
“刚才还说是你写的，转眼就不认账，真不是玩意儿！”小将们套用了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台词，还往俞老头上抡了一巴掌。
我看着这一切，真替他揪心。但令我钦佩的是，俞老先生以镇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，或者说，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。红卫兵把他当猴耍，然而他何尝不是在观看红卫兵的表演呢？
在“文革”中，红卫兵破四旧，把原有的街道、胡同名称都改成诸如“东方红街”、“反修胡同”等“革命性”的名称。而不识时势的俞先生却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。此事被红卫兵知道后，其后果可想而知，俞先生又被狠狠地批斗。红卫兵小将们说，我们破四旧，你倒在复四旧，可见你复辟之心不死！
面对横逆施暴，俞先生面无惧色，总是那么镇定平静。他身体瘦弱，却似乎能经得起最大的风暴。在那深度近视眼镜的背后，他的眼睛只有睿智和坦荡，没有丝毫的乞怜和献媚。俞先生在“牛棚”（指关“牛鬼蛇神”的地方）时写了不少诗，其中有两句最为大家传诵：“三椅拼睡南窗下，黄棉袄子暖烘烘。”“黄棉袄子”指的是太阳光。这两句诗活画出俞先生自得其乐、其乐融融的旷达心情。我从俞先生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传统的人文精神。
下干校后，有关俞先生的趣闻很多，比如他爱吃虾，一次去赶集，问卖虾人：“这虾怎么卖？”卖虾人告诉他一毛五一斤。俞先生不懂行情，还以为是一毛五一对，就买了十对，却付了十斤的钱。卖虾人乐坏了，此事也就不胫而走，流传开来。后来老乡们渐渐知道，俞先生是毛主席点名批判的大知识分子，出于好奇，于是不断有人去他住的房子前面探头探脑，想看看毛主席批判的人是什么样子。为了减少打搅，俞先生买了好多黍杆，用绳子在房子周围筑成篱笆。不料第二天一早，篱笆消失了，地上却渣滓狼藉。原来俞先生买的是甜黍杆。又有一次，干校因老乡经常偷粪，派俞先生去看守厕所。俞老先生端了只凳子，坐在厕所对面的墙脚下，一边晒着太阳，一边远远地看着。眼见老乡们在他眼皮底下公然进厕所，一担担地往外挑粪，而他则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装做没有看见。他也只能如此。他，一个瘦小老头，面对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，他又能怎样？真是秀才碰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再说，这地方土地贫瘠，老乡生活也实在太困难。我想俞先生之所以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，必是对老乡动了恻隐之心了。
后来，干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军营，不搞生产，只搞运动。那时候，会前会后要唱革命样板戏，这教唱样板戏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那时，八个样板戏的主要唱段，我差不多都能唱。我能教唱老生、老旦、青衣、花脸的唱段。想当年，我向俞先生学唱昆曲，没学成；想不到在明港军营中，俞先生坐在人群里向我学唱样板戏。看到擅长唱昆曲的俞老先生如此认真地、有板有眼地学唱革命样板戏，我觉得这真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！
回到北京后，我和俞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。他搬到南沙沟后，我只拜访过他两三次。有一次，我向他求墨宝，他慨然应允，挥毫写下一律，字体是清秀的行书。诗如下： 故人邀我作东游， 喜得年时及早秋。 三面郁葱环碧海， 一山高下尽红楼。 沙温浪软飘情侣， 烛暗弦低含舞俦。 此夕凭虚君不见， 万千灯火占齐州。 昔壬申年游青岛杂诗之一，丙辰初冬仍录以应士杰同志属正 俞平伯
俞平伯先生逝世至今已经九年了！2000年将迎来他百岁诞辰纪念。望着他的墨宝，如睹其人。我以上面的文字寄托对他的深深怀念，同时，我要告诉读者诸君：他实在是一位非常可爱而又可敬的老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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